懸案與公義

＃二十六年的堅持

　　1999年秋天，日本名古屋市西區一棟公寓裡，一名房東打算將自家柿子分送給隔壁租戶。當房東按門鈴未獲回應、推門而入時，眼前景象令人震驚：時年32歲的女屋主高羽奈美子倒臥血泊，頸部遭銳器多次刺傷，現場一片凌亂。她兩歲的兒子則毫髮無傷坐在椅上，手裡還拿著玩具。

　　被害者的丈夫高羽悟，當時43歲，是房地產公司職員。妻子遇害時他正在公司上班，接獲警方通知趕回時，一切已無法挽回。

　　警方趕到後確認，案發現場沒有財物被翻動的跡象，兇器不見蹤影，但屋內殘留著與被害者不同的B型血跡，還有一雙韓國製、約24公分大小的鞋印。血跡一路延伸至300公尺外的公園。警方成立專案小組，動員超過十萬人次調查，仍遲遲找不到兇手。這起命案最終成為懸案。

　　多年來，高羽悟沒有放棄追尋妻子被殺害的真相。為了保留現場的完整，以便警方未來能重新勘查，他堅持不解約事發租賃住宅，繼續支付房租。二十六年下來，房租總計超過2200萬日圓（約新台幣438萬元）。

　　屋內血跡早已乾涸，他就用地毯蓋著。假日時他會回到那間屋子，擦拭妻子收藏的松田聖子唱片，整理她的食譜筆記。他還經常四處在街頭派發傳單，希望搜集有用資訊，也希望大眾不要忘記這樁未解命案。

　　這份堅持，終於迎來案件曙光。

　　2025年起，一名69歲的女性安福久美子進入警方大規模調查視野。10月30日，她在自己的 DNA 比對結果出爐前夕，主動說出自己「再也無法承受良心的壓力」，表示自己與案件有關。翌日鑑識結果出爐，果然證實與當年現場血跡相符。

　　身為長年關注懸案（cold case）的業餘犯罪研究者，沒有什麼比一樁懸案終於「解凍」更令人動容。我想那應該也是一種人性深處對公義伸張的普遍渴望。

　　這起名古屋案件之所以能破，部分除了兇手的良心覺醒或自知法網難逃，也與日本廢除殺人罪追訴時效有關。如果沒有那次修法，這宗超過四分之一世紀的命案，早已因罹於法律時效而被迫封存。

　　世界各地的刑事制度，對「時效」都有不同的詮釋。法律設下期限，是為了維護「法安定性」與「證據新鮮度」；但在某些案件中，它也可能成為公義的障壁（如韓國著名的「華城連續殺人事件」便是一例）。

　　這一切的制度變革，背後都有許多受害家屬的吶喊與堅持。高羽悟除了以長期續租方式守護現場、保持與案件的關聯外，他也積極參與犯罪被害遺族組織「宙之會」，推動廢除殺人罪追訴時效。2010年，日本終於修法取消殺人罪的時效限制。當時他說：「只要法律還讓案件能被追查下去，我就會一直等。」

　　同樣的修法精神，也出現台灣。台灣現行法規已將最重本刑為死刑、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刑期的罪行，追訴時效延長至30年；若導致死亡，則無時效限制。

　　說回那位向警方投案的安福久美子。她是高羽悟的高中同社團同學，據稱她曾在情人節送他白巧克力，卻未獲回應；也曾在大學時期出現在他的網球比賽。命案前一年，兩人還在同學會相遇短暫寒暄，得知彼此後來均已各自結婚成家。警方仍在調查她當年如何得知被害者住址，以及痛下殺手的動機——這是受害家屬和大眾此刻最想知道的。

　　接獲破案通知後，高羽悟震驚表示：「我完全想不到會是她。」他同時感謝警方多年來不放棄追查。新任調查員去年四月交接此案時更曾向他表示，有決心一定會破案。

　　「終於可以整理那間屋子，讓妻子安息了。」

＃五十八年的終章

　　無獨有偶，英國一件更久遠的懸案，也在日前迎來突破。

　　1967年6月，居住在英國布里斯托的75歲女性 Louisa Dunne，被發現於自家臥室遭強暴殺害。警方雖曾採集近兩萬筆掌紋及指紋，但案情始終未能突破。

　　直至2023年，警方重新檢視該案證物，並從被害人的裙布取得殘留體液的 DNA 樣本。2024年透過比對結果，鎖定嫌疑人為現年已92歲的 Ryland Headley。此人不但在案發時有地緣關係，過去也曾因多起竊盜、強暴年長婦女，入獄經歷洋洋灑灑。

　　2025年6月，法庭宣判犯嫌的謀殺與強暴罪名成立，判處終身監禁且廿年不得假釋。據信，本件不僅有英國史上最年長的定罪謀殺犯，也是破案年限最久的懸案。

　　此案得以解凍，不僅拜科技之賜，更是時間與記憶的見證。若當年證物未被保存、若英國制度未容許無時效追訴，真相或許仍被塵封。

＃時間_科技_制度_人性渴望正義

　　從布里斯托案到名古屋案，「時間、科技、制度」是懸案能否被解凍的三大面向：時間越長，證據保存與調查難度越高；科技進步則讓老舊證物有機會再生；制度則決定解凍後是否能進一步產出法律結果。高羽奈美子案與 Louisa Dunne 案無疑顯示，雖然等待漫長，正義似乎遲到很久，但當科技與制度配合，真相仍有機會浮出水面。

　　科技的進步是突破關鍵。英國案中，警方透過保存多年的一條裙子中取得體液 DNA，最終比對出嫌疑人。名古屋案也同樣依賴 DNA 比對，確認嫌疑人涉案。

　　其次，法律體制與制度變革亦起決定作用。英國的殺人罪並無追訴時效的限制，這讓 Louisa Dunne 一案能於超過半世紀後依舊起訴定罪。而在日本，為了這類長期未破的重大案件，2010 年日本政府修法，廢除殺人罪的追訴時效，使像高羽奈美子案這樣長期懸而未決、且在修法時追訴時效尚未完成的案件能繼續偵辦。這種制度變更，保障了許多懸案未來某時得以在司法上撥雲見日的可能性。

　　在上述的外在客觀因素之外，或許更動人的是，懸案終得偵破的背後，受害家屬和偵查人員那股渴望正義而不願放棄的內在精神。正如名古屋案中那間長租的房屋，和偵查人員信誓旦旦要查到底的決心。

　　然而，這兩個案子的故事也顯示，即使正義終得伸張，有時卻難免顯得遲緩且不完整。更何況，還有無數懸案仍在檔案櫃中冰封著，世間司法很可能永遠都無法使之真相大白。

　　那麼，正義究竟何時實現？真能實現嗎？這樣一來，正義何在？如果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果真存在，為何祂容許懸案——如此令人難以接受的邪惡與苦難存在？

＃懸案有公義？從有限歷史到永恆盼望

　　是以，懸案也帶出長久以來的「神義論」（theodicy）難題。看到無辜之人被迫害或不公義對待；惡人卻沒有為此受罰，甚至反而享有尊榮、興旺。基督徒該如何看待？

　　人的能力與目光何其有限。在某些個案中，真相與人間的正義或許真的會湮沒於時間長廊的某個角落。然而，既然最終的審判尚未到來，那麼神的公義即使未在今生完滿彰顯，亦非得以作為俗世的神義論任意置喙的客體。

　　「有義人行義，反致滅亡；有惡人行惡，倒享長壽。」（傳道書7:15）

　　對於加爾文而言，傳道者親眼見證這般人類社會的實證現象，反而剛好是個明證，可據以推論終末的公義審判必定存在（《基督教要義》，I.5.7, 10）。他進而引用奧古斯丁的著名論述：

　　「若上帝在現世就罰每一個罪過，人就要以為最後審判時沒有什麼可審判的罪了。另一方面，若現世中所有罪過都未受罰，上帝的護理就會被認為不存在。」（《上帝之城》，卷一第八章）

　　隱密的事乃屬天上的耶和華（申命記29:29），日光之下的一切歷史都在祂掌管之中。人若執意要求「現世賞善罰惡」的即刻報應觀，恐怕正是想要將神的權能加以框限。神義論的難題之所以存在，正表明這是人無法全然掌握的奧秘。神聖公義不必以人類經驗可見的樣貌展現；真正的公義，將在最終審判中，完全揭示出來。

　　就人性而言，這樣的觀點看似嚴厲而近乎冷峻；但就永恆而言，卻是一種深刻的安慰。那是對被遺忘的受害者的記念，對等待者的回應，也是對人間不完全正義的終極成全。

＃正義雖遲，公義終不缺席

　　二十六年未放棄。超過半世紀追尋。從名古屋到布里斯托，這兩樁懸案的進展，與其說是司法勝利，不如說是一種信念的見證，更是上帝恩慈的護理之工。案件中那些閃現的堅持與等待，成為被人類罪惡所黯淡的歷史中，微弱卻真實的光。

　　縱然我們無法保證今生的正義總能及時到來，然而正如奧古斯丁與加爾文所提醒的——上帝的公義雖不一定在此世即時顯現，至終絕不會缺席——而這必須人以終末性的眼光，方能存著盼望瞥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