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harlie Kirk 的暗殺事件，使得「政治暴力」的闇影，再度在美國公共生活中浮現。當人們談論「政治暴力」時，許多人第一個反應是：這到底是（極端）左派還是（極端）右派的問題？事實上，若從犯罪史的角度，回顧過去五十年，答案比想像中複雜。但直視這幅過去迄今的圖像，或有助於了解今日現況。

　　先從整體犯罪率來看，雖然政治暴力相關的死亡數字相對佔比低，但每一次具體事件都會帶來深遠的個人與社會傷害，其撕裂社會的力量不容低估。

　　1970年代，美國的政治暴力（或謂有政治動機的恐怖攻擊），主要來自左派陣營。那是冷戰陰影、越戰反戰潮流、民權與黑人民族運動交織的年代。Weather Underground 與 Black Liberation Army 等組織發動了上千起爆炸或攻擊事件。這些行動往往針對政府大樓或企業設施，雖具高度象徵性，但施暴者有時會事先打電話警告，刻意避免大量民眾死傷。

　　然而，到了1980年代以後，局勢翻轉。隨著左翼地下組織逐漸瓦解，右翼的政治暴力開始浮現，並在1995年達到駭人高峰，最著名的「奧克拉荷馬市爆炸案」，死亡人數高達168人，仍是美國史上最嚴重的國內恐攻之一。

　　進入21世紀，這樣的趨勢更加明顯。根據美國國土安全部（DHS）2020年的報告，右翼極端主義，特別是崇奉白人至上主義者所衍生的暴力，被視為美國最持續且致命的國內恐怖主義威脅，優先性甚至高過國外恐怖組織。

　　美國智庫「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」（CSIS）的研究指出，2010到2020年間，美國約三分之二的致命恐攻事件與右翼有關。這包括2015年查爾斯頓黑人教堂槍擊案、2018年匹茲堡猶太會堂槍擊案、2022年水牛城超市槍擊案。這些案件與左翼1970年代的「象徵性炸彈」顯然不同，它們直接針對特定族群，血腥殘酷，目的就是要透過殺戮來傳遞政治訊息。

　　另一智庫「加圖研究所」（Cato Institute）也撰文指出，自1975年至今，全美約有3,599人死於出自政治動機的恐怖攻擊，如果不計入911事件，極端右翼佔63%，極端左翼僅佔10%；若單看從2020年以來的數據，極端右翼佔54%，極端左翼佔22%。

　　換句話說，若以數量與性質來看，左派的政治暴力在1970年代確實是高峰；但若以嚴重程度與死亡人數來衡量，近三十年的極端右翼暴力逐漸明顯超過極端左翼。這也是為何今日的美國執法機關，會不斷警告白人至上主義與反政府激進派的危險性。

　　那麼 Charlie Kirk 的遇害，應該放在哪個脈絡下來理解？

　　這並非孤立事件，而是美國公共討論愈趨極化的結果。社群媒體的演算法助長仇恨言論，將人們推向意識形態的極端角落。槍枝取得的便利，使憤怒不再停留於網路隨意上傳的言論，而是可能隨時轉化為射出的子彈。這類暴力攻擊不僅是個人犯罪，其催化劑存在於政治與文化氛圍中，因而需要從制度、共同體與靈性層面同時加以反思回應。

　　犯罪學的觀點指出，激進化的過程不是一夕之間，而是「去人化」（dehumanization）與「妖魔化」的累積結果。當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對手不再被視為人，而只是「敵人」、「叛徒」、「癌細胞」（或可對照臺灣網路對異見者的常見辱罵用語如：腦殘、無腦、沒讀書、以動物代稱⋯等），那麼暴力就會在其他客觀條件俱足下，逐漸成為理所當然的「解決方案」。

　　今天的美國，正好演示出了這個極化過程。而這其實是個警訊，尤其是某些盲目崇美的意識形態立場。吾人不可不慎，免得一昧追捧其高舉的各式價值，卻忽視其背後的龐大代價，遲早將步上其後塵。

　　這裡我想引用神學家侯活士（Stanley Hauerwas）的觀點，為這場困境提供另一種出路。

　　侯活士一直強調，教會的召命不是去成為國家機器甚至國族主義的一部分，更不能試圖訴諸各種形式的暴力維繫秩序，而是要成為「和平的群體」。他不遺餘力地批判美國政治文化深深倚賴暴力，把戰爭與武力當作維護自由的必要代價，連帶也腐蝕了部分教會的見證。然而，若基督信仰的核心，是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以非暴力的方式承擔人的罪惡，那麼教會就必須向世界見證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。

　　這樣的見證，絕非軟弱避世或天真爛漫，卻是一種拒絕「以暴制暴」的深刻信念。當社會告訴我們「殺死對手才能活下去」，教會卻要活出「愛仇敵、饒恕、和解」的生活。侯活士認為，唯有這樣的群體，才能為世界提供真正的替代方案。當教會成為教會，才能讓世界知道自己是世界。

　　他在一篇禱詞中曾如此說道：

　　「樂意與人爭論的主啊，祢應許之子民——猶太人喜好爭論——我們的救恩也出於這群好爭論的民族；他們與祢爭論，也與彼此爭論，什麼才是忠實地活出祢的律法？甚至，爭論本身似乎就是祢的救贖——就是替代世界之暴力的一種方式⋯⋯求祢保守我們的爭論，不至於淪為追求勝利的虛浮與驕傲，而是為了建立基督的身體：教會。讓我們向這世界做出見證，讓世界可以說：『看啊，他們多愛彼此，他們寧可爭論，也不願殺害。』」

　　反觀臺灣現況，似乎也正滑向某種「難以好好爭論」的死胡同。政治暴力不是一天造成的，而是長期無法好好爭論之下，不斷任由恐懼與仇恨累積。而和平群體的召命，就是在恐懼中建立信任，在仇恨中實踐愛。這並不代表忽視正義或放任邪惡，而是選擇用不同的方式抵抗邪惡。

　　或許 Charlie Kirk 最讓人稱許的其中一項，便是他身體力行前往各處校園，與年輕學生對話與爭論。縱使不同的立場藩籬很難打破，彼此的誤解也糾結極深，但至少是用口、用筆互相交鋒，而不是一言不合就抽刀開槍放炸藥。

　　Charlie Kirk 之死引發的震盪會過去，但若身處世界中的教會，持續潛心從內而外踐行和平社群的召命，就能活出更多有如 Charlie Kirk 的見證——出於堅定的信仰，高聲向世界發出呼喊，拒絕讓更多生命淪為意識形態戰爭的祭品。

　　對臺灣的教會與信徒來說，這既是警示也是呼召。警示我們在政治與文化分裂加劇之際，留心勿讓言語與態度被扭曲成為激化他人的燃料。呼召我們在媒體與校園裡更有策略地裝備年輕人；不是教導他們如何贏得爭辯以致羞辱對方，而是如何以基督的智慧在公共議題上作見證、如何防免意見不合變質成仇恨與各種形式的暴力、如何在衝突中衡平尋求正義與復和。若我們要斷絕暴力的蔓延，需在教會內建立持久的門徒訓練，培養非暴力溝通的節制與同理，以及在真理與恩典之間的平衡。

　　從美國政治暴力史的簡短回顧，我們只能說，左右兩方都仍在這條注定敗壞的道路上。當今世界真正的挑戰，仍在於我們是否願意承認：暴力並非某一方的「專利」，而是整個人類社群的共同病症。基督徒依然深信，唯有在基督裡走向和平的生活方式，政治暴力的惡性循環、螺旋、鐘擺，才有可能被真正打破。

　　願主在哀痛中賜下安慰（詩篇34:18），也賜下智慧，使教會能在這個時代作好和平的使者，守望真理並展現憐憫。願我們不被仇恨與失望所吞沒，反以基督的愛斷開暴力的連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