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學倫理拾穗塗鴉

Theological-Ethical Gleaning & Scribbling


「疫情中,上帝在哪裏?」

“Where is God in a Pandemic?" — a good quarantined listening in this pandemic — conversation with Tim Keller and Francis Collins (2020 Templeton Prize Laureate).

  提姆凱勒與法蘭西斯柯林斯線上對談:「疫情中,上帝在哪裏?」


  另外,柯林斯甫榮獲今年的坦普頓獎桂冠。我試著將他發表的得獎詞隨手中譯如下:(原文在:https://www.templetonprize.org/…/prepared-statement-by…/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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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盡意(愛主)】


  為什麼是存有而不是虛無?上帝存在嗎?她或他在乎我嗎?道德的基礎是什麼?什麼是愛?生命的意義為何?為什麼世上會有那麼多苦難?我們死後會怎樣?

  這些都是深邃大哉問。然而,在我生命的頭二十五年裡,我卻很少關注這些問題。我曾是個堅定的唯物主義者,對任何不能以科學實驗處理的問題,我都認為無關緊要。但當我從量子力學轉向醫學院,坐在垂死病人的床邊時,我發現很難不去面對這些問題,而科學在解決這些問題上沒有什麼用處。有信仰的人似乎宣稱擁有這方面的智慧,但我認為這些見解是基於迷信和對自然界的根本誤解。在試圖駁斥信仰的觀點時,我驚訝地發現了哲學和神學思想的豐富脈絡。作為最不合理與最貧乏的世界觀,無神論否認一切無法以科學量測之事物的可能性。令我驚訝的是,指向造物主的線索開始遍處出現,甚至包含對宇宙的科學觀察。最重要的是,我與那位最深邃的真理傳揚者耶穌相遇了,他呼召我對自己的信仰做出決定。我雖然努力拖住了那天堂獵犬(譯註一),但最終還是無法抗拒。然而,我可以既是科學家又是信徒嗎?我的腦袋不會爆掉嗎?

  確實不會,從那時到現在都不曾爆掉。作基督徒四十三年來,我看見科學世界觀和宗教世界觀之間那令人欣喜的和諧,也從來沒有遇過無從調協的分歧。我有幸主持科學計畫,發現了囊性纖維化的病因,與人類基因組的完整序列,並發展挽救癌症病患生命的精準醫學。如今,身為世界最大的生物醫學研究機構——美國國家衛生院(NIH)的院長,我有機會領軍使用科學工具,找到預防、治療及治癒可怕疾病的方法。撰文此刻,我清醒時幾乎都在努力尋找 COVID-19 的療法及疫苗。人類生物學的精緻複雜性,經常使我萌生敬畏之情。我對身邊的苦難和死亡仍然感到悲痛,我承認有時會質疑,慈愛的上帝怎能允許如此的悲劇發生。然而我會記得,懸掛在十字架上的上帝是如此熟悉苦難。我明白並重新認識到,上帝從未應許我們得以免於苦難;相反地,祂要成為「我們的避難所和力量,並患難中的幫助」(詩篇 46 篇)。

  我從未預料到,自己會成為科學與信仰爭論中的主要發言人。令我意外的是,我在十四年前寫的《上帝的語言》一書,似乎引起許多慕道者的共鳴。蜂擁而至的後續提問,促使我成立了一個非營利性組織 BioLogos (Bios through Logos ——憑藉上帝話語的生命),它已成為探問如何協調上帝話語及其工作者的重要會遇場所。得以見證科學家和信徒群聚於此喜樂的集合體並為之歡慶,著實令人欣慰。

  在馬太福音 22 章 36-37 節,耶穌被門徒(譯註二)問到何為律法中最大的誡命。耶穌回答:「你要盡心(heart)、盡力(soul)、盡意(mind)愛主——你的上帝。」我們的智力思維(minds)本應投入其中!這代表著,科學不只是一項刺激的智性操練,不僅是一則驚奇的偵探故事——科學也可以成為敬拜上帝的一種形式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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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譯註一):「天堂獵犬」(Hound of Heaven)為英國詩人 Francis Thompson 的詩作。詩人藉著詩歌,表達他一生雖然過著孤獨和坎坷的生活,卻感受到他在渴慕上帝,也被上帝所追尋。後來,斯托得(John Stott)在其著作《我為什麼是基督徒?》便借用此詞作為章名,強調他之所以能成為基督徒,並非是他個人的決定,也不是他的家庭或老師帶來的影響,而是因為「天堂獵犬」的獵捕;斯托得雖然一直在「逃避」,耶穌卻不斷在「獵捕」斯托得。「若不是差我來的父吸引人,就沒有能到我這裏來的⋯⋯」(約6:44);「不是你們揀選了我,是我揀選了你們⋯⋯」(約15:16)。

  (譯註二):應為一律法師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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